季札是吴王寿梦的第四子，也是钦定的王位继承人，却三次让国，一生与王位擦肩而过配资炒股平台有哪些，是品格高尚，还是人间清醒？他成为吴国外交官后，四处游历，是一心替吴国结交中原大邦，还是为了避难自保？他真的有实力统治吴国吗？这一连串的谜题又从何而解呢？
近在咫尺的王位
季札的父亲寿梦是一代雄主，在位期间一心图强，使吴国摘掉了蛮夷之国的帽子。他对四个儿子也是寄予厚望，尤其是老四季札，很早就被当作继承人来培养了。
季札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公子。诗书礼乐，可谓是样样精通。从他在鲁国国宴上对《诗经》的一番品头论足就可以看出，文化和音乐的底子都很扎实。另外，他头脑还非常聪明，说什么事，一点就透，属于父母口中的“别人家孩子”。因为季札太出众了，也就把他那三位哥哥“诸樊、余祭、余眜”给比下去了。
对于父母来说，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儿子，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。这就跟现在很多父母喜欢让孩子在亲戚面前表演才艺是一样的，与其说是为了让孩子得到锻炼，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可是有一点别忘了，小孩之间是有攀比心的。“大人们喜欢他，为什么不喜欢我？”孩子的自尊心是会受挫的。放在普通家庭，尚且出了这么多问题；换作在诸侯之家，这个问题得放大多少倍？
展开剩余87%可以想象，季札从小到大，都生活在小伙伴们嫉妒的眼神中。尤其是那三位年长于他的哥哥。这种无形的比较，对孩子心理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。所以，季札长大后就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，总是怕行差踏错。他真是把儒家的“君子慎独”发挥到了极致。可是，凡事物极必反！一个人三思而行是对的，但是想得太多，就会给自己设限。
寿梦一直想给季札表现的机会，但是他为人比较低调，出风头的事找不着他。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季札在朝中没有太多的政治基础，支持他的官员大都是清流，很少有实权派。这对于继任君主是很不利的，毕竟新君初立，是需要老臣扶持的。所以，寿梦临终时再次表示欲立季札为太子时，季札坚辞不可；寿梦也就没再坚持，改立了长子诸樊。
虽然诸樊得立，但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中却用了“摄行事当国”这五个字，寓意颇深。首先说“摄”这个字用得玄妙。一般摄政之人才会用到这个字，比如太史公在写周公旦、鲁隐公都用到了“摄”字；倘若诸樊被立为太子，直接写“继位”“传位”即可，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地用上“摄”字，这不是更让人觉得诸樊继位不实吗？
再说“当国”二字，简单来说，就跟我们今天说的“当家”一样。可见，寿梦给诸樊安排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临时管家，暂代季札管理朝政；足鉴，在他心目中，只有季札是合格的接班人。但正是父亲寿梦的宠爱，给季札的一生造成了重大的阴影，使他越来越想远离庙堂。
三次让国，是避位，还是避难
季札第一次让国，是在父亲寿梦决意立他为太子时，这是他一生中离王位最近的一次，却被他坚辞不可。但父亲并没有放弃传国于他的希望，而是在临终前对老大诸樊一番嘱托，令他务必要让吴国归于季札，唯有如此，吴国才能真正崛起。可见，寿梦对季札是十分看好的。
诸樊是个听从父命的好儿子，丧礼一毕，就找来四弟季札商讨“还位”之事。这是季札平生第二次接近王位。意料之中的是，季札再一次坚辞不可，还给大哥讲了一个“子臧让位曹君”的故事，称自己愿效子臧，以表拳拳赤子之心。诸樊见季札言辞凿凿，也就没再坚持。
诸樊死后，传位给了二弟余祭。这时候就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幕——这对兄弟把骨肉亲情演绎到为“感天动地”的境界。据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记载，“诸樊有命授弟余祭，欲传以次，必致国于季札而止，以称先王寿梦之意。”
诸樊此话矛盾之处颇多：一来是说他把王位传给弟弟，是奉了父王之命，既然寿梦早有遗命给了，那么在他继位之初，为什么还要直接演那一出“让位季札”的戏码呢？二来这句话也透露了一个信息，就是余祭继位也是天命所归，是寿梦在世时就安排好的！天啊，寿梦连隔代君王的世系都安排好了？他怎么知道，诸樊一定走在余祭前面？即便如此，他们兄弟逐个致国，到了季札继位时，也是一位垂垂老朽了，还能带领吴国发展几年？即便寿梦再宠爱季札，也不至于昏聩至此吧？
然而，更滑稽的是，诸樊和余祭这对好兄弟一唱一和，决定的却是不在场的第三个人的命运？此时的季札还没有开始他的外交生涯，虽然在山野耕作避祸，但人亦在吴国境内，为什么不能把他叫来见面相谈呢？诸樊如此宠爱季札这个弟弟，难道不想在临死前见上最后一面吗？
更有意思的是，诸樊还在临死之前，遗命封季札于延陵，故而季札又号“延陵季子”。季札都是要当王太弟的人了，将来整个吴国都是他的，为什么还要封其中一块地给他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
余祭死后，果然传位给了三弟余眜。这一次传位，比较平静，史料上没有过多记载。可能季札还在国外，所以这兄弟俩也没有必要再来一出兄友弟恭的好戏。可惜，余眜身体不太好，继位四年就要去见父兄了，按照大哥当年所立遗诏，这次是真的是“致国于季札”了，毕竟他们这辈的兄弟只剩下季札这一根独苗了。这是季札生平第三次竖辞王位，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次接近王位。此时的季札，心里比谁都清楚，王位早已离他远去，与其日后落得身败名裂，倒不如趁现在全身而退。所以，季札又一次当了逃兵。
自寿梦薨逝起，季札要么在外游历，要么四处搞外交工作，总之极少待在吴国，即便是自己的封地延陵，也是老了以后落叶归根时再回去的。可以说，他一生都漂泊在外，哪有人真的不想回家呢？他是不愿回家，还是不敢回家？是避位，还是避难呢？
在大哥诸樊继位之初，曾以父命难为之名让位于季札。倘若诸樊是诚心相让，为何不南面而坐，率文武恭迎新君？而不是三言两语地商量。反而更让人觉得，他在试探季札。如果季札当时接受了王位，只怕诸樊事先布置的那些“机关”，就会派上用场。季札自幼在深宫长大，这种阴谋又岂能看不穿呢？
到了二哥余祭继位时，季札被封为“延陵季子”，成了吴国的卿大夫。表面上看是哥哥们对他的疼爱，实则却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。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在此之前，季札过的是宁静的田园生活，远离庙堂。虽然与之前王室公子的生活不能相提并论，但也是衣食无忧的富家翁，人不在是非中，自然就安全，即便有人想给他扣帽子，也扣不到一个山野村夫的头上。可是，当他成为“延陵季子”后，就不得不出现在政治舞台上，站在是非圈的中央，随时准备接受明枪暗箭。这大概就是他选择外出游历的原因吧！
余祭死后，王位传到了余眜手中；到了余眜死前，又一次提到了“致国于季札”这个事。此时的季札已不复年轻，他的侄子们，比如公子光、公子僚等都已长大成人，在朝中也有了自己的政治基础；而季札这些年一直在外搞外交，国外的好友倒是一大帮，国内却没有几个人真心支持他。在这种局面下，即便满朝文武按照诸樊当年口传的寿梦遗诏，拥立季札继位，他也不过是个提线木偶，真正的吴国大权不是落到公子光、公子僚这些中坚力量的手上。然而，这些子侄们万一不支持他，也没准会演变出一场宫廷血案，那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，也将是吴国的悲剧。聪明的季札怎么可能把自己置于险境，又怎么可能把吴国置于四分五裂的局面？那他不但成了吴国的罪人，自己千辛万苦积累的人设也就崩塌了。
搞外交，还是自我流放
王余祭四年，重回庙堂的季札担任了吴国的外交部长，也算是人尽其才。不过，此时的吴国也的确需要一位魅力型的外交部长，四处宣传，改变中原各国对“吴乃蛮夷”的固有印象。如此一来，季札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离开吴国，开始他的外交生涯。这对危机之中的季札来说，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。即便吴王不拨给他经费，他也一定会离开吴国，自我流放。因为只有离开，才能活下去；对他来说，漂泊才是真正的平安！
季札跟现在很多的进步年轻一样，出去旅游的第一站必选文化古都，感觉一下厚重的历史文化。当时的人们喜欢什么旅游项目呢？就是观礼，一是到鲁国观周礼，二是到宋国观商礼。这跟咱们今天到天安门看升国旗，到西安看兵马俑差不多。季札从吴国出来，一路北上，先到了鲁国观周礼。其实就是听一听国乐。当时的国乐基本上就是配乐诗朗诵。基于季札的外交官身份，鲁国还是为他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国宴。没想到，这次国宴竟然成了季札走上国际舞台的敲门砖，令他一炮而红，惊艳天下。
当时在宴会上，鲁国的乐师从“十五国风”到“雅”，再到“颂”，奏了一本《诗经》。原本是想让这个蛮夷之地来的小外交官出出丑，没想到根本难不住季札，人家逐首点评不说，而且还“字字珠玑，精辟绝伦”，令在场的鲁国官员是刮目相看，“吴国什么时候出了一位大贤人呢？”
鲁国人非常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：“之前咱们指着这本《诗经》整了好几国外交使臣呢，怎么到这个季子这儿就不灵了呢？”
季札在鲁国几乎是放飞自我，出尽了风头，把他这些年在吴国的压抑一扫而去。于是，他又继续北上，到了齐国，见到上大夫晏婴；之后西进至郑国，见到丞相子产，二人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；而后北上到卫，见到了卫国的一众公子；而后又西进到了晋国，见赵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、羊舌肸等人。
这种近乎自我流放的游历，可以说非常成功。不但令季札名动天下，成为一代大猷；还帮助季札结识了很多社会名流，由于缔结了不少的外交关系，也令历代吴王不敢对季札轻举妄动。这大概也是他自保的一个奇招。
季札的“人间清醒”
季札的一生，三次与王位失之交臂，他是离王座最近的人，也是离王座最远的人。他对自己、对时势、对未来的清醒认知，是他在乱世之中得以自保的秘籍。
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。人贵有自知之明。寿梦之时，吴国尚未真正实现腾飞，国家需要的并非一位仁君，而是一位霸主。季札显然不是这种类型的。倘若生在北宋中期，理清文明的时代，他当然会成为一代明君，说不定才艺方面还能跟宋徽宗一论高下；但他所生的时代正是春秋末期，吴国西有强楚，南有蛮越，北有齐鲁，强敌环伺；而吴国本就积贫积弱，又夹在其中，只剩下艰难生存。季札凡事讲究仁义礼，没有几分薄情和厚脸皮，是很难带领吴国杀出一条血路的。所以，季札坚辞王位是明智之举，总好过国家败在他手上，落个骂名要强。
对时势有精准的严判。除了自知以外，季札也并非不问世事。恰恰相反，他对人对事有着一颗敏锐的心。从父亲寿梦在位时，就不断地有楚人逃往吴国，有些人还在吴国担任了重要职位，比如申公巫臣，将楚国的战术战法、军队操练之法带到吴国，其目的便是借吴国之力为己复仇。虽然吴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腾飞的，见效奇快，但毕竟是偷师而来，树敌众多，日后战火硝烟不断，自是在所难免。而季札偏文，并不善武事，日后将难以驾驭这些统兵的武将，一旦武将叛变，国家必将倾覆，而他并无拨乱反正之力。
正如后来公子光弑杀王僚自立，季札归国后，也只是说了一句：“苟先君无废祀，民人无废主，社稷有奉，乃吾君也。吾敢谁怨乎？哀死事生，以待天命。”这是说，如果先王没有废除祭祀，百姓也没有废掉主子，社稷自然会有人继承，那就是我的国君，我能怨谁呢？只能哀叹死者，事奉生者，等待天时。这就是季札，他相信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”，要让他与命运抗争，他必然会逆来顺受，最多如避位这样消极面对。所以，他并不适合负重前行，也无力背负一国之重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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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未来有长远的目光。倘若季札继位，吴国的国运也许会到他为止。一来，他那三个哥哥，哪一个都不是善茬，除了演技一流外，手上更握有军权，是万万不可能臣服于他的；二来，即便依父王的遗诏，等他三个哥哥故去，轮到他继位时，他也同样是一个空壳司令，军政大权早早被那几位侄子抓在手中，他这个被架空的国君，手无一兵一卒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呀！
可见，季札的“人间清醒”才是他真正的保命符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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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：司马迁.史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配资炒股平台有哪些,198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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